【序】
2007年北京工人体育场正在为迎接奥运会进行大规模的改建。30年前，这里曾经成为世界的焦点，在1977年的一场足球赛上，从公众视线中消失了两年多的邓小平第一次公开亮相，日本共同社描述道：数万观众撇开比赛，霎时都站立起来，向他报以狂热的掌声，美国新闻周刊的评论认为，在经济事务方面预计他将逐渐发挥关键作用。
当时的中国刚刚结束了长达十年的灰暗岁月，10年间中国百姓的生活几乎没有得到改善，1977年全国农村的贫困人口超过两亿，中国经济与世界的差距也在日益拉大，而就在这一时期中国大陆的四周出现了经济迅猛发展的亚洲四小龙，中国将如何选择前进的方向，在这样一个特殊历史关头复出的邓小平将如何带领中国实现伟大的转折。
第四集：伟大转折
1976年10月“四人帮”被粉碎。经历了十年磨难和挫折之后，人们开始企盼着新的生活快些到来。但是，很快出台的“两个凡是”，再次让人们陷入困惑，凡是毛主席作出的决策我们都坚决拥护，凡是毛主席的指示我们都始终不渝地遵循，这是否意味着中国还要继续走“文化大革命”的老路？
（日本早稻田大学亚太研究中心主任 天儿慧）当时复出的邓小平认为应该用更有弹性的思想，更加积极地提高经济活力否则中国就不可救药了，在这种情况下，必须突破某种思维框框。
1977年秋天，刚刚复出的邓小平果断决策，恢复因“文革”而中断了10年的高考制度，使570万中国青年获得平等考试的权利。几个月后，邓小平在全国科学大会上提出了一个响亮的口号，科学技术是生产力，数千名重新回到工作岗位的科学家获得了新生，科教领域的拨乱反正逐步展开。
（当代中国研究所第一研究室主任 李正华）邓小平、陈云等老同志坚决反对“两个凡是”的错误理论，他们认为毛泽东是人、不是神，中国要前进必须要突破“两个凡是”的束缚。
人心所向，正在汇成一股推动历史前进的力量，1978年5月，《光明日报》发表了特约评论员文章《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剑锋直接指向“两个凡是”的错误思想。
（时任《光明日报》哲学版主编 王强华）这篇文章是用一种理论的形态来批驳“两个凡是”的，文章发表的当天晚上新华社就全文播发了，第二天《人民日报》、《解放军报》、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又全文转载和转发，引起了提出和支持“两个凡是”的人的强烈反对，认为文章政治是反动的、理论上是荒谬的。
（时任南京大学讲师 胡福明）中国当时已经进入历史的关键时刻，处于历史的十字路口，“四人帮”粉碎了，中国走什么路这在当时是一个大问题，有两条路可走，一条维护“文化大革命”的理论、路线、政策，什么七、八年再搞一次，还是搞以阶级斗争为纲，搞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那么中国真的要万劫不复了，还有一条，否定“文化大革命”，平反冤假错案，全面拨乱反正，开拓一条新的道路。
一场关于真理标准的大讨论就此在全社会展开，邓小平说现在发生了一个问题，连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标准都成了问题，简直莫名其妙。随后，各省、市、自治区和各大军区主要负责人纷纷表示支持，真理标准大讨论为“文化大革命”后的中国实现历史性转折奠定了思想基础。
（中华全国新闻工作者协会名誉主席 邵华泽）当时处在一个特殊的历史条件下，我们面临着如何看待过去、总结过去，如何面向未来、规划未来。这个讨论所涉及的不仅是一个重大的理论问题，也是一个关系到党和国家命运的重大政治问题，这场讨论冲破了长期形成的个人崇拜的思想禁锢，有力地批判了“两个凡是”的错误观点，打开了思想解放的闸门。
1978年11月中央工作会议召开，邓小平作了一个主题发言，在三张16开的白纸上他写下了后来影响中国进程的400多字的发言提纲，“一个党、一个国家、一个民族，如果一切从本本出发，思想僵化、迷信盛行，那它就不能前进，它的生机就停止了，就要亡党亡国，如果现在再不实行改革，我们的现代化事业和社会主义事业就会被葬送。”邓小平的这篇讲话题为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团结一致向前看。它实际上成为随后召开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的主题报告，而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则贯穿了中国改革开放的整个进程。
（中央党史研究室原副主任 石仲泉）没有这样一个思想解放就不可能有现在的改革开放，就不可能现在取得这么伟大的成就。
1978年12月18日，这一天的北京白雪皑皑，空气很新鲜，有了之前充分的思想舆论准备，十一届三中全会开得热烈而又轻松，会议否定了以阶级斗争为纲的指导思想，作出了把工作重点转移到现代化建设上来和实现改革开放的战略决策。
（中央党校原副校长 杨春贵）十一届三中全会是在“文革”结束之后，中国面临向何处去的这个重大历史关头所召开的一次关系党和国家前途命运的一次极为重要的会议，这次会议实现了思想路线、政治路线、组织路线的拨乱反正，实现了建国以来我们党的历史上的一次伟大转折，开辟了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新道路。
（英国诺丁汉大学中国政策研究所顾问委员会主席 芮立）我相信大多数人会同意，这次会议是中国几十年以来发生的最重要的变革之一，或许称得上是最具勇气的一次变革，因为它彻底改变了中国从1978年到80年代、90年代，一直到今天的经济发展方式。
以十一届三中全会为起点，中国进入了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历史新时期。1979年，中国农民以特有的首创精神奏响了改革的序曲，安徽和四川等一些农村开始试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同一年深圳、珠海等4个经济特区开始筹建，打开了中国对外开放的窗口。这一年一次跨越太平洋的行程构建了中美两国新的合作基础。时任新加坡总理的李光耀评价道，中国开放的大门以后恐怕再也关不上了。
中国在变，世界也在变，20世纪80年代全球经济展开了新一轮的竞争，面对通货膨胀和经济的不断下滑，美国里根政府和英国撒切尔政府逐渐放弃20世纪四、五十年代采取的凯恩斯主义，欧洲货币体系的建立促使欧洲向统一市场迈出决定性步伐，日本通过全球贸易登上了经济强国的位置，苏联依然陷于物质私有制的困顿，人们开始找寻改变现状的新途径。
此时的中国，改革的初步成果催生了人们的信心和希望，一场奋力图新的社会变革，如春潮股涌动，走出一条属于中国自己的道路，是几代中国人始终不渝的奋斗目标，经过几年改革开放的尝试与探索，1982年，一个决定国家未来发展的重要命题被提了出来：把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同我国的具体实际结合起来，走自己的道路，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这就是我们总结长期历史经验，得出的基本结论。
邓小平比较系统地初步回答了什么是社会主义、这样建设社会主义这个根本问题，开辟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这条道路既坚持了科学社会主义的基本原则，又根据我国实际赋予其鲜明的中国特色。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当代中国进步发展的旗帜，是全党和全国人民团结奋斗的旗帜。
（中央党史研究室副主任 章百家）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这个崭新命题，也使我们能够突破以往对社会主义认识的局限，根据中国的国情尝试许多新的做法，进行体制创新。
要进行体制创新必须有制度的保障。1982年“文革”中被破坏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终于得以完全恢复，并通过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修改草案。
（全国人大法制工作委员会副主任委员 信春鹰）经过了“文革”的破坏，我们的经济、我们的法制已经是被破坏到了一个相当的程度，很多事情要从头开始，1982年宪法实际上是在新的历史条件下要总结过去的经验和教训中华民族开始复兴的一个宪法上的起端，这一点是非常重要的。
中国的政治生活在宪法的保障下逐步回到正常轨道。但是，传统的思维惯性不是一朝一夕能够改变的，今天看起来有些不可思议的故事或许能帮助我们理解那是怎样的一段光阴。
浙江温州柳市，今天，中国的百强城镇之一，50平方公里的土地上有上千家电器企业，年产值超过百亿元。20多年前，这里有一批最早闯荡市场的弄潮儿。当年的温州有八位从事不同行业的个体户，人称“八大王”，其中做得最好的“五金大王”胡金林年收入高达几十万元。1982年初的时候，有工作组来到我们乐清来查，他说这个不得了，一个小伙子一年做一百多万，赚了几十万。
（当年温州八大王之一 胡金林）我们才381块（钱）一个月，这个不得了了，最后这个工作组跟我谈话的就留下一句话说，虽然你钱是补税了六万多，但是，经济是经济，政治是政治。
不久温州“八大王”先后因“投机倒把罪”被逮捕入狱，侥幸逃离的胡金林成了全国通缉犯，在外流浪了两年多，一时间红火的工厂关门了，商店收摊了，柳市镇的工业产值一年减少了七千万元。基层传来的信息看似一个经济现象，实则是社会问题。在新事物面前，很多人的思想还无法摆脱长期以来形成的禁锢。1983年8月，中央明确指出从事个体劳动是光彩的。“八大王”的命运由此发生逆转。
（时任温州市委书记 袁芳烈）我说市委决定对“八大王”平反，在电话会议上，这一家伙声势大了，当时平（反）是平了，法院就是寄了一个通知，影响不大。我是要扩大影响，那抓“八大王”谁都知道，这个影响就大了。
1984年袁芳烈代表温州市委、市政府为“八大王”平反，这是一个温州经济发展开辟新天地的信号。而中国的改革此时仍处在早期的探索阶段。“八大王”平反了，人们对经济特区的质疑却还在继续。1984年，邓小平专程去了中国的南方，此时的深圳以从一个小渔村变成了全国瞩目的经济特区，工农业总产值4年里增长了10倍，一个现代化城市初见轮廓。它的发展速度非常快，同时确实也带来一些很多新的问题。
（中央文献研究室第三编研部主任 闫建琪）这种情况下，到底怎么看待深圳，当时有个极端语。
邓小平一路上都在默默地观察和思考，几天后80岁的邓小平登上了珠海罗三妹山的山顶，当有人建议原路返回时他却意味深长地说，我从来不走回头路，世事如登山，不走回头路，邓小平的南方之行为特区建设留下这样一段题词，深圳的发展和经验证明我们建立经济特区的政策是正确的，这是中国领导人对坚持改革开放的郑重表态。
（英国诺丁汉大学中国政策研究所研究主任 郑永年）这个国家能不能发展得好，能不能生存的得好，用比较容易说的话，容易懂的话，就是能不能给老百姓提供一个实惠的问题，提供经济福利的问题，所以邓小平当时就说，贫穷不是社会主义。
（日本横滨市立大学名誉教授 矢吹晋）邓小平是非常有经验的政治家，他考虑得很多，他有很多理论，其中最有名的是摸着石头过河。
建国初期计划经济体制曾在当时条件下起过重要作用，国有企业成为国民经济的支柱，但是，随着经济的不断发展，这一体制统得过死的弊端逐渐显露，国有企业在很大程度上失去了活力，改革开放为数以万计处于困境中的国有企业提供了转机。
1984年3月23日福建省55位国营厂长经理联名向省委、省政府写了一封公开信，信中写道，现行体制的条条框框捆住了我们的手脚，企业只有压力，没有动力，更谈不上活力，为此，我们怀揣冒昧大胆地向你们伸手要权。这封“松绑”公开信很快轰动全国。在随后的几年里，中国大量的国有企业相继实行了各种形式的扩大自主权的制度。首都钢铁公司等一批最早开始承包制试点的国有企业取得了初步成效。到1986年国有企业改革又迈出实质性一步，这年的8月3日，沈阳市防爆器械厂宣布破产，公有企业破产倒闭这在中国是第一次。就在当年12月，全国人大常委会通过了《企业破产法（草案）》。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副主任 陈清泰）企业有了自主权，有了自主钱，增强了活力，也增强了企业发展的动力，但是这个时候的改革还有很大的局限，比如所有权、经营权不分，政企不分等这些制度问题没有解决，那么将来还会暴露各种各样的矛盾，尽管是这样，80年代的国有企业改革为今后的改革做了大量的探索，积累了宝贵的经验。
1984年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迎来了第35个金秋，刚刚进行了五年的改革开放已经让人们感受到了变化和希望，在这个特殊的日子里中国人用这样的方式向改革的倡导者致敬。
（邓小平录音）今天全国人民无不感到兴奋和自豪，当前主要的任务是要对妨碍我们前进的，现行经济体制进行有系统的改革。
在群众的拥护和爱戴中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将改革进一步推向深入。
国庆盛典结束二十天后十二届三中全会召开，并通过了一项重要的决定。
（中国社会科院原副院长 刘国光）十二届三中全会提出社会主义经济是有计划的商品经济，这是社会主义经济理论一个重大突破，因为这个理论第一次把社会主义同商品经济联系起来。
（北京大学原校长 吴树青）为发展商品经济、发挥市场机制的作用扫除了许多障碍，同时也为后来提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改革目标从理论上作了重要的准备。
邓小平对这次大会作出这样的评价，大会说了一些老祖宗没有说过的话，有些新话，没有前几年的实践不可能写出这样的文件，写出来也很不容易通过，会被看作“异端”。思想的突围带来了实践的突破，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的闸门逐步打开，一个个围绕着市场而生，充满活力的经济细胞诞生了，继四个经济特区后，14个沿海港口城市先后开放，开放的逐步扩大，开阔了人们的视野，新的生活方式开始进入普通中国人的家庭，一个思想空前活跃的年代到来了，尊重知识、尊重人才成为新的观念，对成功的渴望正汇聚成一股创业的热潮。
1984年北京一位40岁的工程师在这间小平房里创办了后来中国最大的电脑公司，他就是柳传志。20多年后，联想集团以16亿美元收购了美国IBM公司的个人电脑业务。20世纪80年代后，波及全球的科技革命迅速兴起，在人类进入信息社会的这一轮竞争中，中国没有错过历史的机遇，当时正在松绑的制度环境和社会环境加快了中国追赶世界的速度。
美国纽约证券交易所收藏着新中国成立后公开发行的第一支股票—上海飞乐股票，1986年11月14日，邓小平在会见美国证券业代表团时，把它赠送给了纽约证券交易所主席约翰·范尔霖。范尔霖高兴地说我很荣幸成为社会主义企业的第一位外国股东。股票的出现引来了国际社会的注目，这一长期被视为资本主义专有的特殊商品冲击着中国人的观念。
（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首任主席 刘鸿儒）争论这个股票市场就是两个原因，根上一个问题是姓资姓社的问题没解决，具体说两面、两个原因，第一个国有企业能不能改成股份制企业，会不会私有化，第二个搞股票市场会不会助长私有化，助长投机，助长贫富差别，甚至引起社会不安定。
像之前许多新举措一样，股票市场在争论中迈出了第一步。1986年，新中国的第一个证券交易柜台在上海诞生。当时，公开交易的股票只有两支，成交价经口头协商后，写在黑板上，通过柜台进行买卖。尽管中国资本市场的真正活跃还要再等待若干年，但这些实验性的举措已经预示着中国经济将会迎来新的突破和飞跃。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国内各种新鲜事物不断涌现，随着人们物质生活水平的快速提高，加强精神文明建设的任务也被提上日程，中国共产党对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认识进一步深入。1987年，党的十三次全国代表大会比较系统地阐述了关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理论，完整概括了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坚持改革开放的“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的基本路线，会议还正式制定了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三步走”的战略部署，明确提出到21世纪中叶基本实现现代化，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
（当代中国研究所研究员 程中原）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它的重要意义在于纠正对社会主义认识上面超越阶段的“左”的偏差，如实地看到我们所处的社会发展阶段，把社会主义建设放在符合中国国情和客观实际的基础上。
1978年以后近10年，持续突进的改革给中国带来了显著成就。1987年时拥有十亿人口的中国，实现了国民生产总值翻一番。但是改革也不可避免地与旧体制之间发生着尖锐碰撞，在经济领域同一种产品既有计划体制下的价格，也有市场条件下的价格，双重的价格体制混扰着经济的秩序，也开始引发一系列社会问题。双轨制应该说在80年代上半期，它的积极作用是主要的。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研究员 吴敬涟）但是它也有消极的方面，消极的方面就是有些人从计划轨（价格）拿到了物资，拿到市场去卖，这样一下就能够赚很多的钱。
（中国社科院经济研究所研究员 冒天启）在1987年准备对价格进行改革，改革的方法是先调后放，准备用一两年的时间来放开价格，实行市场定价。但是，由于这个方案超出了老百姓的社会承受心理能力，因此出现了一些不必要的问题。
1988年一场抢购商品的风潮席卷了全国，三个月内居民储藏存款减少300亿，95%的物价都在上涨，电视机、电冰箱等家用电器普遍上涨了20%至50%，价格问题还只是中国在改革之路上需要解决的诸多困难之一，破除旧体制的过程中产生的矛盾，逐渐积累并触及经济、社会等各个领域。1989年1月1日《人民日报》的元旦献词有一段这样的描述，我们遇到了前所未有的严重问题，最突出的就是经济生活中明显的通货膨胀，物价上涨幅度过大，党政机关和社会上的某些消极腐败现象也使人触目惊心。中国面临着1978年以来最不平静的一段日子，1989年5月到6月北京发生了一场政治风波，这场政治风波的背后既有国内小气候的原因，也有国际大气候的影响。
（中国社科院俄罗斯东欧中亚研究所所长 邢广程）在国际上几乎是所有的西方国家的主流形态都认为中国也必然会改变颜色，所以，西方一些预言家甚至认为他们有一个计划在21世纪初要在红场举行一个埋葬社会主义这样的一个葬礼，这是公开讲的一个事情，中国也肯定要（改变），多米诺骨牌也要在中国发挥作用。
面对错综复杂的国际国内形势，中国将往何处去？邓小平坚定地说：基本路线要管一百年，动摇不得。不要认为马克思主义就没用了，失败了，哪有这回事？在风云变幻的关键时刻，认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坚持改革开放，这是果敢的选择，也是明智的选择。对于如何看待改革中出现的新事物和新问题，邓小平提出不要搞争论，不争论是为了争取时间干，一争论就复杂了，把时间都争掉了，什么也干不成，发展才是硬道理。发表这些意见时，88岁的邓小平再次来到中国的南方，一个多月的时间里，他在武昌、深圳、珠海、上海发表了多次谈话，十多年后当人们再次聆听这些朴素的话语，依然能感受到深深的震撼。
（邓小平录音）资本主义发展了好多年了，几百年了，我们才多长的时间，我们尤其是被耽误几十年了，不耽误这几十年，我们现在的面貌就完全不同了，再耽误不得了，中国只要不搞社会主义、不搞改革开放，发展经济，逐步地改善人民的生活，任何一条路都是死路。
邓小平指出：计划多一点还是市场多一点，不是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本质区别，计划经济不等于社会主义，资本主义也有计划，市场经济不等于资本主义，社会主义也有市场，计划和市场都是经济手段，邓小平深刻揭示了社会主义的本质，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最终达到共同富裕，邓小平的论断对社会主义理论的创新具有里程碑的意义。
（中国社科院常务副院长 冷溶）他在谈话中从理论上深刻地、明确地回答了长期以来困扰和束缚人们的许多重大认识问题，他在谈话中所提出的一系列重大思想，对于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具有长远的指导意义。南方谈话极大地解放了人们的思想，坚定了人们继续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新念。
（美国南加州大学东亚研究中心主任 骆思典）1978年12月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和1992年邓小平的南方之行，它们是了解中国改革非常关键的时间点。
一位88岁高龄的老人在改革开放的重要关口再次以他特有的改革精神为中国指明了道路，他不仅留下了宝贵的邓小平理论，而且留下了宝贵的邓小平精神。有人说在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征途上推翻封建帝制的孙中山，为中国打开了思想进步的闸门，建立起新中国的毛泽东，让中国人民从此站了起来，而挽救了社会主义的邓小平为中国找到了一条使国家强盛、人民富裕的道路。
当人们回首20世纪时会发现，整个人类都处在大变局之中，各种社会思想的演变、竞争影响着不同国家和地区的命运，也改变了世界的格局，20世纪的最后20多年，在世界的东方，中国进行了一场卓有成效的社会变革，解放了思想的中国人焕发出蓬勃的创造力，书写了一个时代最为传奇的一页，在民族复兴的征途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道路将如何继续？新世纪的晨光中世界将看到一个怎样的中国？
(责任编辑：周丹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