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9集 本土雄心
前言
公元1759年，清乾隆20年，一份御状递到了皇帝的龙书案上，告状的是一位中文名叫洪任辉的英国商人，他声称：因为中国商人的欠款问题，本国公班衙派我上京师申冤。(乾隆皇帝画像)这是今天人们所知道的最早涉及公司事务的中国官方记载之一。(油画《18世纪中英茶叶贸易》)公班衙，就是西方公司一词的音译，但公司到底是什么？在经济总量足以傲视全球的康乾盛世，没有人太关心这个问题。
100多年后，清政府驻英、法、意、比四国公使薛福成，在游历欧洲后写下了这样的话：(《庸庵海外文编》薛福成著)公司不举，则工商之业无一能振；工商之业不振，则中国终不可以富、不可以强。薛福成的这句话，并非只对那时的中国有意义，当时，欧美各工业国以其先进的经济制度称雄于世，每一个想要富和强的国家都无法对此视而不见。
长长的岁月里，一次次彷徨、苦闷、试验和修正后，崭新的中国和中国公司终于找到了独具特色的市场之路。
第九集本土雄心
(上海.外滩)
上海，曾被描述为十里洋场和冒险家乐园，自1842年成为对外通商的口岸后，这里就成了各国公司在华的竞技场，(轮船招商局旧址)直到被迫开埠40年后的1882年，一家中国公司终于打破了外商对航运业的垄断，它就是轮船招商局，近代中国的第一家股份制公司。成立刚10年的轮船招商局已在海外设立了多家分支机构，年利润在160万两白银以上，被英国东印度公司用战争打开国门后，中国人第一次感受到了本国公司的力量。
19世纪80年代，也正是世界公司发展的一个高峰期，英国的大量个体工商业完成了向股份公司的转变，(英国.威尔士公司注册处)据统计，1877年到1887年的10年间，注册的股份公司共有15165家。在当时两个发展最快的新兴经济体美国和德国，公司已经成为经济活动的主体，尤其是美国，一批大型公司已然孕育。在亚洲，中国的洋务运动和日本的明治维新让公司制度首次登陆东方，
清华大学人文学院教授—陈争平：洋务运动可以说是中国近代化的一个开端，从它开始引进了先进的新的生产力，它先是从创办军用工业开始，到1872年又开始创办民用企业。
有人评论道：招商局开其端，一人倡之，众人和之，不数年间，风气为之大开，公司因之云集。在1882年的《申报》上，招商局原值100两的股票已升至253两，其余公司股份也纷纷上涨，但是，一个体制难题渐露端倪。
(1872年《轮船招商公局规条》)招商局在创办之初，就明确提出了官督商办的理念，这份公司章程的起草者盛宣怀，后来几乎参与了晚清所有国营公司的创办。他认为，非商办不能谋其利，非官督不能防其弊。官督商办意味着，清政府对民间力量是防而不是放，不信任市场规则，而信任官老爷的道德。
清华大学人文学院教授—陈争平：官督商办体制，在当时来讲，也可以说是一种制度创新，对新的民族工商企业的创立，起到了一种启动和促进作用，但是这种体制，它不能长久。
(深圳.招商局历史博物馆)
头上顶着一位婆婆，企业难以在商言商。1883年。轮船招商局上书朝廷，(油画《招商局开局》)要求官股到期退出，完全实行民营，但最终的结果却是私人股东被迫撤股，盛宣怀身兼官方督办和商方总办入主公司。
中国社科院近代史研究所研究员—虞和平：民间的企业活动和民营公司跟专制政府，它存在着一定的天然矛盾性，当然它这种专制统治与民间的经济利益，它不仅仅限于是公司，它跟整个的民间利益本身，就存在一定的天然的矛盾性。因为在专制的制度下，特别是在皇权的专制主义的制度下，天下的一切都是皇帝的，都是朝廷的，都是统治者的。
专制制度下，商人的利益脆弱得就像一件瓷器，随时会被粉碎。中国历朝历代的商业活动不可谓不繁荣，但众多经营有方、富可敌国的商帮，终未能转变为现代意义的公司。因为，在至高无上的君权之下，自由、平等的契约精神和法律保护下的产权制度都是奢谈，中国近代的第一次公司热很快冷却了。三五年间，一大批刚建立的公司纷纷破产。1887年，有人这样描述道：承办者往往倾家，公司两字久为人所厌闻。
哈佛大学东亚研究中心教授—柯伟林：根据清末民初时期的记录，政府举办的企业并不成功，一部分原因在于缺乏经营管理大型企业的经验，一部分原因在于尚未厘清一些基本规则，不清楚如何记账，不清楚政府和私人领域的界限，当时所有这些都非常混乱，这使得他们很难成功。
“轮船招商开平矿，创自商人尽商股，办有成效倏忽变，官夺商权难自主，名为保商实剥商，官督商办势如虎。”这是郑观应在长诗《商务叹》中的感慨。作为盛宣怀的好友和多个官督商办企业的创建者，郑观应的思想逐渐发生了变化。
原北京商学院院长—王相钦：第一是重商，他(郑观应)主张商握四民之纲，就是把商提高到很重要的地位，第二个思想就是商战思想，他主张跟外国进行商战，主要的观点他说是习兵战不如习商战。
北京工商大学商学院教授—庞毅：应该要全由工商业者来主导企业的发展，这是他(郑观应)后期的想法，就是说，尽可能要摆脱官府对企业的控制。
(1894年，甲午战争)伴随着甲午风云，郑观应的观点震动朝野，(《盛世危言》郑观应著)郑氏之书人人争阅，一印再印仍不敷需求。
(上海机器织布局；福州船政局；开平矿务局；江南制造总局)甲午之败，是对晚清官商体制的一次明白无疑的宣判，而此时中国的民营公司又是否能走上前台呢？就在《盛世危言》风行的1894年，(江苏南能.张謇故居)大清帝国新科状元张謇，作出了弃官从商的决定，人们都说张状元疯了，(张謇照片)张謇自己也将此举为舍身喂虎，十数年艰辛之后，大生纱厂成功亮相，张謇没有重蹈招商局的覆辙，大生的官股只分红利不干涉实务，公司有了自主空间。(江苏南通.张謇墓)一生创办了180多个企业的张謇成为那一时期中国民间创业的一个代表。
据统计，1910年时，正式注册的民营公司大约410家，与官办企业的比例为4:1，正好与洋务运动时期掉了个。就在这年6月，清政府不得不将招商局交给民间机构打理，经营不力加上官府高额摊派，公司的净亏损已达数10万两白银，但问题的根本还不在于经营，没有必须的市场环境，恐怕谁都没有本事让公司起死回生、长治久安。
法国国家行政学院教授—尼古拉.巴维莱兹：我认为最重要的一点是，市场是一个机制，为了使供给和需求正常运转，我们必须有法规，有法治国家，有一切可以使供给和需求达成价格的必要条件，这样的机制才能构成市场。
1910年冬天，旅居日本的梁启超冷眼静观时局，写下了《敬告国中之谈实业者》一文，指出了当时中国公司存在的四大弊病。梁启超认为其中最大的问题是缺乏法治环境。他说：股份有限公司必在强有力之法治国之下乃能生存，中国则不知法治为何物也。大清朝并非没有律法，1904年时清政府已颁布《钦定大清商律》，但是，帝制下的《公司律》形同虚设。
复旦大学历史系教授—吴景平：他(梁启超)就非常尖锐地指出，中国是立法自立法，但是违反自违反，上下恬然，不以为怪，所以他就说如果有法而不依就等同于没有法，所以他就非常尖锐地说：今日之中国是无法之国也！
在一个权大于法的国家，公司发展没有制度性的保障，人们逐渐认识到，振兴实业之关键在于通过立宪确立法治，限制政权，保障民权，但是清政府已经失去了改革政体的机会。令人感叹的是民间入股经营的川汉、粤汉铁路被强行收归国有而引发的保路运动，成为压垮政权的最后一根稻草。
(湖北武昌.起义军政府旧址；湖北武昌.起义门)
1911年，随着武昌城里骤然而起的枪炮声，千年帝制成为历史的尘埃。
(1914年，第一次世界大战)
1914年，中国无锡的商人荣宗敬兴奋地点燃了爆竹，庆祝自己在上海的第三家面粉厂成立，此时，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荣家在东南亚和欧洲市场大获收益，(荣氏茂新面粉厂旧址)3年后，已拥有10个工厂，一昼夜可出面粉4.2万袋，这位面粉大王还同时进军纺织业，在衣、食两大民生产业中攻城掠地。荣氏公司是当时民营资本扩张的成功典范，在军阀混战不断的年代里，中国企业家的努力可算是卓有成效，广东成为烟草、造纸和火柴工业中心，上海成为金融、纺织、食品和机械制造中心，天津成为纺织和航运中心。
剑桥大学中国现代史教授—方德万：中国公司获得了很多新的机遇，许多公司活跃起来，开展了糖类、火柴、棉花等轻工业商品的贸易，上海发展迅速，还有苏州、镇江、通州等地，长江以北地区以及后来的天津，尽管当时政府力量有限，法律也不健全，中国的资产阶级却蓬勃兴起。
然而，这一轮的公司热，也没有持续太长时间。1927年，荣宗敬一夜之间成了国民政府通缉的对象，(江苏无锡.荣氏故居)在无锡的家产也被没收，罪名是依附军阀孙传芳，荣氏兄弟只好认购了50万元债券才算勉强过关。
1930年，招商局再次被收归国有，国民政府仅用不到十分之一的价钱就收走了这个当时中国最大的航运公司，股东的亏损都由个人承担。
哈佛大学东亚研究中心教授—柯伟林：当时的国民政府和之前的北洋政府、清朝政府一样，于1929年颁布了一部《公司法》，在20世纪40年代末，再次颁布了一部法律，一方面，这些法律为公司奠定了稳定合法的基础，可以按照西方国家那种有限责任、股份制公司的形式扩大公司规模，另一方面，公司仍处于高度管控中。
在高度控制的经济体系中，自由的竞争不复存在，自由的市场难觅其踪。国民政府这种办公司的想法和做法与晚清如出一辙，初衷都是为了强国，结果却都事与愿违。也许，从一个个民营公司蒙难时起，同样的结局就已经注定，当官僚资本逐渐走向权力顶峰，私卻和贪婪最终摧毁了政权本身。
复旦大学历史系教授—吴景平：因为都把官僚资本作为一个和国民党政权联系在一起的这样一个标志物的时候，那么官僚资本它所造成的，无论在经济上、在社会上、在民心上的，这些负面的作用，最后都要国民党政权来予以承担。
20世纪上半期的中国，历经一次次战争、动荡、民族危亡，当最基本的安宁都无法维系，甚至国家主权都不能得到维护的时候，当救亡成为首要命题的时候，失去了生存土壤的中国公司不得不再次沉寂。
(1978年，香港)
1978年，招商局迎来了一个新的春天，也迎来了它的105岁寿诞，但眼前的一切却不容乐观。(油画《奔向光明》藏于香港招商局)1950年时招商局有13条船，那时包玉刚在香港开始创业，只有两条小船，到1978年，包玉刚已经拥有一支2000万吨的船队，并获得了世界船王的声誉，(香港.招商局旧址)招商局一条船都没有了，主要业务是向过往船只提供补给，落后的并不只是招商局一家，在当时的世界经济版图上，根本看不见中国公司的踪影。
1949年，结束了近代以来的百年动荡后，中国经济的发展，终于拥有了立足的基础，一个主权完整的新国家，此时出现在舞台中央的是国营工厂，它们的运作方式是执行国家计划。
哈佛大学东亚研究中心教授—柯伟林：中国的国企，尤其是军工企业，为中国的国防事业奠定了基础，从历史角度看可以称得上是一个巨大的胜利。
二战后，许多新独立的民族国家，纷纷选择计划经济体制，欧洲各国企业的国有化程度也在大大加深。经历了30年代经济危机，世界陷入对自由市场的反思中，大名鼎鼎的阿尔伯特.爱因斯坦于1949年专门写了一篇文章：提倡建立计划经济。但是，这个世界上最智慧的大脑也忽视了一个关键问题：能了解所有供求信息并做出合理规划的人，恐怕只有全知全能的上帝。
完成了战后重建和初步工业化的使命后，政府高度控制的经济模式逐渐显露出弊端。计划体制下的中国，就像是一个国家巨型公司，政府成了一应事务的总管。当这个超载的经济组织终于无力运转时，真正意义上的公司获得了重生，公司的力量能否开启新的篇章呢？
公司似乎总能听到时代的先声，招商局依然走在前面，不同的是，当晚清和国民政府将招商局紧握在手中时，它未能改变国运，而在1978年开始的改革开放中，(深圳赤湾港航股份有限公司、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中国平安保险(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国家的放权使招商局开发的蛇口工业区成为全中国的领跑者，一批新的中国公司在此诞生。
历史学家费尔南.布罗代尔这样描述市场经济在中世纪欧洲的出现：市场意味着自由、开放与其它国家交往，它让人们呼吸到了新鲜的空气。20世纪80年代的中国同样如此，短短几年时间，农民们创造出134万个乡镇企业和1222亿元产值，98%的国有企业采取了不同程度的承包经营，外国公司重新被允许到中国来投资做生意，个体户们很快发展到了需要雇工的规模。在这些不同以往的经济组织中，人们感受到了市场经济的气息。
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詹姆斯.莫里斯：自由市场意味着人们可以自由地选择生产什么，自由的定价，不受任何干涉，比如说不能超过规定的产量，或者必须完成一定的产量。
未来学家—约翰.奈斯比特：在中国，随着解放思想，随着社会的开放和自由，企业家拥有了创造新事物的自由。当邓小平提出对外开放的政策时，率先抓住机遇并有所作为的正是企业家们。
(方正科技，王选；联想，柳传志；海尔，张瑞敏；新希望集团，刘永好；四川长虹，倪润峰；万向集团，鲁冠球；世人集团，史玉柱；TCL，李东生)
20世纪80年代是创业者的时代，被拯救的老企业和刚起步的新公司，一点点突破了计划体制的坚冰，也正是他们孕育催生了中国的市场经济，再次唤醒了这片土地上沉睡已久的激情。
东京财团仮想制度研究所所长—青木昌彦：中国从计划经济过渡到市场经济，如果和俄罗斯相比较，中国过去20年成功的秘诀是在原有国有企业之外，又成立了很多新公司，这是很重要的因素。
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院长—张维迎：由于有了这些公司之后，我们看到中国现在的生产要素可以重组了，计划经济下只有靠政府重组，有了公司之后，我们可以用市场重组。
又一次公司热到来了，1992年如同一根醒目的标杆，有远见的政治家和民间的智慧共同为中国的未来之路指明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方向。1992年的中国南方，象征着激情、梦想，以及一切的可能性。(中国.海南)海南仅房地产公司就增加了3倍，空气中仿佛都弥漫着财富的味道。
在北京，公司以每个月2000家速度递增，刚到8月，库存的公司执照已全部发完。在深圳，当时中国最高的国际贸易中心大厦一下子挤进了300家公司。在辽宁，有35000名官员辞职下海创办公司，在全国这个数字是15万。
联想集团董事局主席—柳传志：整个社会都不太清楚我们要往什么地方去，后来慢慢地才捋出头绪，原来公司是一个市场经济的产物，市场经济慢慢慢慢地走上轨道，这时候公司才逐渐地走上轨道。
无数个普通的中国人获得了参与经济生活的机会。李书福曾形容自己和吉利汽车的生存状态是为了一个美丽的追求，天天在奋斗！120元开照相馆起步的李书福，通过生产冰箱赚到了第一桶金，在成功装配了摩托车后，他宣布要造汽车，而这一行业一直是国有大型企业的领地。
吉利控股集团董事长—李书福：汇报、请示的时候，(政府部门)也说这个行业很难，国家的企业都搞不好，你就别搞了，所以你肯定是失败的。那我就说，行，我要试试看。你就给我一次失败的机会。如果说我真的失败了，我也心甘情愿，而且我也不会用国家的钱去失败。
耶鲁大学管理学院教授—陈志武：我觉得为了一个国家的长久的繁荣昌盛，肯定是充分地发挥民间的力量，让民间的这些商业活动带来新的一些制度变迁的压力，以这种方式推动一个社会的发展。
(1998年8月8日，第一辆吉利汽车下线；2001年11月，吉利成为中国首个获政府许可的民营汽车公司；2010年3月，吉利以18亿美元收购沃尔沃汽车)
资金可以由民间来筹集，生死由竞争来裁定。对任何一个在市场中搏击的公司而言，无论结果如何？最为重要的是，它可以自由地选择，并且自主地经营，这是对个体权利的尊重，更是对个体能量的解放。
就在中国公司起步之际，全球经济潮流也发生了又一轮摆动。
20世纪90年代，随着计划经济国家陆续转型，新的全球贸易通道一点点打开了。
在1994年美国商务部的《国家出口促进策略》中，(印度)新兴市场国家的概念正式出现。这份报告认为，一个新世界正在崛起，在这些通过建立市场经济体制，实现经济快速发展，并逐渐融入全球经济体系的国家中，中国特色格外引人注目，一时间，仿佛全世界的公司都盯上了这个新兴的大市场。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研究员—吴敬琏：可能历史上还没有一个国家，人口这么多的国家，这么一个大国，在这么短短的时间里面，就从一个东亚病夫变成一个推动世界经济前进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力量。这中间我想主要的因素就是市场经济的建立。
1993年，美国宝洁公司一口气在中国开了4家公司和5家工厂，花旗银行把总部搬到了上海，摩托罗拉把总部搬到了天津，通用汽车公司在中国生产的第一辆轿车下线，打出的横幅是“谢谢中国美国制造”。外国公司带来的不仅是资金、技术和管理，更重要的是市场规则，而他们看中的正是中国逐渐成熟的市场环境。
1994年7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颁布，第一次从法律的高度明确了公司作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主体的法律地位。
中国政法大学教授—赵旭东：《公司法》的颁布消除了公司之间所有制身份的差异，尽管公司的投资者可能有国营、集体和私营，但在法律地位上，他们都是有限公司和股份有限公司，在《公司法》面前所有的公司一律平等，享有同样的权利。
有人将《公司法》称作市场经济利剑，也正是由此开始，国有企业从工厂制改为公司制，厂长改称为经理，管理则依据公司治理的章程来实施，公司制度开始在中国的转型中担负起更重要的角色。当外资和民营公司风生水起的时候，国有企业也开始了艰难的改革。1978年《华盛顿邮报》的记者这样描述他在中国一个车间的见闻：有3名女工正在同旁边桌上的另外3人聊天，只有一个女工干了活，而没有人说得清楚生产定额是多少？中国工人把工作看成是一种权利，而不是一种机会。这位记者认为，如此这般的企业是妨碍这个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国家实现现代化的一个主要障碍。
统计显示，到20世纪90年代，国有企业的亏损面超过50%。
国务院国资委企业改革局原副局长—周放生：国有企业改制的核心就是将传统的国有企业改制成为股份制企业。党的十四届三中全会，提出了要建立现代企业制度，就是产权明晰、政企分开、权责明确、管理科学。
国务院国资委副主任—邵宁：通过改制，使国有经济从中小企业层面退出，使其它所有制经济更多地进入中小企业这个领域，这样国有经济的布局结构就变了，中小企业层面没有国有经济了，国有主要在大企业这个层面，这是第一重改制的含义；第二重改制的含义，就是国有大企业的改制。国有大企业的改制主要目的是引入外部投资者，实现股权多元化，改变国有经济单一投资主体的状况。
有人将这场国企实行公司制的变革比喻为城市中的一次土改，在这场波澜壮阔的社会转型中，作为消费者的中国人，享受到了市场带来的丰富和便捷，作为生产者的中国人则品尝到了市场的冷酷无情。根据劳动部门公布的资料：中国的下岗职工到1997年时突破了1000万人。虽然各自选择的方式不尽相同，但向市场经济转型的国家，都不得不历经物质与精神的痛苦。人们一面享受着渴望已久的开放和自由，一面学习面对新的生存压力。在这个过程中，被改造的不仅是民众还有政府。
冶金部消失了，中国的钢铁产量成为世界第一；纺织工业部消失了，中国的纺织业产量成为世界第一。(1982年，煤炭部更名为中国煤炭进出口总公司；1988年，石油部更名为中国石油天然气总公司；1993年，航空航天部更名为中国航空工业总公司、中国航天工业总公司；1997年，电力部更名为国家电力公司)数十个政府部门，有计划地从经营领域退出，成为探索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模式的重要步骤，也成就了一大批具有中国特色的国有企业。
中国航空集团公司总经理—孔栋：市场这只无形的手，在推动着我们每个企业。要不然你就是生存，要不然你就是垮台！我觉得这一点上讲，我的感受特别深刻。我想市场的这种推动力，它是企业发展的原动力，任何一个企业想发展好，也要非常好地能够利用这种市场的压力把它变成动力，来寻求自己发展的路径。
国务院国资委副主任—邵宁：社会主义制度要求我们的公有制经济在国民经济中要占一个主导的地位，我们所建立的体制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第一个，国有经济和市场经济通过改革可以看得很清楚，是可以结合的；第二，国有企业是可以成为有竞争力的市场竞争主体的。这几年的国有企业发展很快，在市场竞争中表现出比较强的市场适应能力和竞争能力，尤其是这几年国有企业大规模地走出去，参与国际竞争。
2005年，一家中国公司的海外并购行动引起了人们的高度关注，中海油斥资185亿美元竞购美国第九大石油公司优尼科，这成为当时华尔街最大的新闻。由于诸多因素，中海油功败垂成，不过，在世界上所有的收购案中，中海油可能是唯一一个没有收购成功反倒市值大增的公司。因为，人们看到了一个有实力的中国公司正在大步走向世界。
中国海洋石油总公司总经理—傅成玉：我们之所以能够走向海外，不是因为我们这几年发展得好，而是因为国有企业它的整体国际竞争力有一个非常大的提升，这个提升是一个标志性的提升。它是一个群体现象，不是一家企业的单独现象。这个现象就来自于或者是起源于我们国家在体制机制上的一个改革，这就是打造现代企业制度，也就是说，要走市场，按市场管理的这种方式来管理国有企业。
阿里巴巴集团董事局主席—马云：加入WTO(世界贸易组织)以后，国际贸易、中国跟世界的交流和沟通我想不可能再用邮寄、传统的方法，这一定要通过网络的方法。所以我觉得抓住这个契机，当然毫无疑问，这10年过去了，发展得那么快是超过我们设想的。
(2000年，杭州)
2000年9月10日，中国的互联网精英汇聚杭州，当马云与网络先锋们论剑西湖的时候，恐怕很少人会想到电子商务模式将改变什么。7年后，阿里巴巴变身香港股王，年营业收入达到21.7亿元。一批在新经济领域中占据重要位置的中国公司蕴藏着影响世界未来的潜力。
约翰.霍普金斯大学中国研究系主任—大卫.兰普顿：现代公司的发展会带来两个变化，它将改变中国的社会，相对而言，会让中国人有更多的机会参与国家重要的经济决策，我认为这是一件好事。其实，我认为，它将使中国更具竞争力，让中国进一步融入世界。
全球第一大电信公司、亚洲最赚钱的公司等殊荣，纷纷落在中国的大公司头上。2010年5月，中国石油集团在英国《金融杂志》评选的世界500强企业中占据榜首，几乎就在同时，美国《商业周刊》选出了2010年全球IT企业100强，中国一家成立刚15年的民营公司比亚迪超越苹果、亚马逊等对手位列第一。
比亚迪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王传福：公司在整个市场经济里面的话，它是相当于一个细胞，它是一个执行者，它必须要有很强的竞争力，才能够优胜劣汰，这给这个社会带来的就是一个创新。
今天中国的各种公司在中国特色的市场经济之路上且行且思！
本土雄心，全球视野！要在深重的传统上创新发展模式，未来的路还有很长！
阿里巴巴集团董事局主席—马云：改革开放30年，实际上中国企业发展了30年，是中国公司发展了30年，是市场经济发展了(30年)，市场经济中最活跃的部分是公司。
中国海洋石油总公司总经理—傅成玉：是不是好公司，就是你将来有没有可持续发展能力，要想将来持续地被认为好公司，一定是被社会认可的。
金蝶国际软件集团主席—徐少春：可以在下一个10年、30年当中，可以由一个中国领先的公司变成一个世界级的公司。
中国航空集团公司总经理—孔栋：承担更重要的经济责任、政治责任和社会责任，为我们国家的经济发展，为我们国家民族的伟大复兴做出我们的贡献。
一个经济休究竟应该多大比例地开放市场，从计划和管制中走出来的新兴市场国家各自小心翼翼地寻找着平衡。如何才能获得一个生命体自我生存的远见？如何才能具备一个永不停息的竞争者的奔跑品质？时间将会一一给出答案。有一点已日渐清晰，在这个必须飞得更高更远的时代里，(上海.世博园)惟有让更多的普通人登上更大的舞台，这些历经曲折磨难的国家才能真正成为推动世界前进的新的力量！